1978年12月22日，在北京的一处静谧住宅内，叶子龙踏入了王光美的家。刚刚结束漫长扣押的王光美，此时迎接的访客寥寥无几，而叶子龙则成为首批来到她身边的朋友之一。多年的沧桑岁月，使得两位老人在重聚时没有进行多余的寒暄，第一时间便陷入了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沉重讨论之中。这其中的分量，不仅源于叶子龙作为毛泽东长期秘书的身份，还因为他的亲身经历让他对这段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。

叶子龙出生于湖南浏阳。自1935年起，他便开始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，担任机要股长，负责在一系列重要任务中传递文件、安排会议及日常事务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秘书的角色远不止于单纯的随行人员，每一份电报、每一次会议、每一位来访者的调配，都可能决定当时的局势走向。叶子龙在这样的角色中，既得以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意图，又需在执行中谨守制度的底线。

1937年，在延安条件极为简陋的日子里，干部们的主要娱乐就是偶尔组织的文艺演出。叶子龙曾与后来被称为江青的蓝苹有过接触，她曾请叶子龙转交给毛泽东观看演出的戏票，而后毛泽东在一次活动中观看了演出。至于这段早期关系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影响的真相，众说纷纭，但叶子龙无疑身处于这一关系萌芽的初期。 谈球吧

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步入婚姻殿堂时，贺龙打趣没设宴庆贺，叶子龙便应命准备了晚餐。根据当时条件，他为众人烹饪了红烧肉、炒辣椒等家常菜，邀请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贺龙等重量级人物共享这一时刻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，反映出叶子龙的工作态度。除了处理文件，他还得照顾到领导人的生活细节，谨慎对待每一项任务，长久相处间，他对毛泽东的喜好与脾气早已有了深刻的理解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叶子龙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，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、毛泽东主席秘书和毛泽东办公室主任。1956年起，他积极推动为重要会议和谈话进行录音，以期为中央的工作留下更为详尽的资料。尽管毛泽东认可录音的价值，但也特别强调要遵循规矩。因此，叶子龙设定了录音的范围，涵盖中央的重要会议和领导人的重要发言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设备使用面临着扩大化的风险，个别工作人员甚至将录音当作炫耀的工具。

1961年春，毛泽东外出调研期间，一名工作人员在专列上向他人炫耀自己私下录音的行为，并露出了秘密安装的录音装置。事件一经报告，毛泽东的怒火随之而起，作为机要工作的主管，叶子龙承受了责任，最终在1961年4月受到严重警告处分。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，也促使他在1962年被毛泽东劝离，调往北京市委。 谈球吧

在新的工作环境下，叶子龙一时难以适应，还曾发过牢骚。彭真在一次会议中提及此事，引得刘少奇严厉追问。叶子龙后续向领导书写了检讨，事情因此得到平息，这个细节在他心中始终有所留存，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，刘少奇的处理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。

但1966年后，叶子龙再次遭遇巨大的压力。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，并也与刘少奇有过交集，一些人认为若由他出面揭发刘少奇，势必对其名声有更大的影响。然而，叶子龙选择了坚持：“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！”这句话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代价，晚年回忆中他提及自己因此被关押近八年。此后，毛泽东表示，叶子龙在身边工作多年，贡献显著，不该如此对待他，叶子龙的境遇才得以改善。

因此，在1978年再见王光美时，叶子龙言及刘少奇，并不是一时感慨，而是出于心底的感激与怀念。他向王光美回忆，少奇同志曾在关键时刻保护过自己，这份恩情他终生难忘。在临别之际，叶子龙直言：“毛主席最大的错误，便是最后对待刘少奇的态度。”而这句话的真相，则需结合当事人的回忆、档案及相关研究来探讨。可以明确的是，叶子龙晚年并不渴望将自己的经历美化为传奇，他拒绝以赞美毛泽东为代价来抬高自己的声音，也抵制用夸张甚至诋毁的方式来博取名声。 谈球吧

2003年3月11日，叶子龙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7岁。他留下的，不仅是二十七年任职的秘书生涯，还有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，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对制度、责任和旧日交往的复杂情感与记忆。